領導層擴充

在中共政權體系中，除正式在編的黨、政機構外，為履行某項特別任務，往往會成立專門的領導小組，以便統籌協調。這些小組具有超越現有機構的權威性，組長一職通常由政治局常委一級的領導兼任，但具體的事務則交由下設的辦公室來執行處理。

這些辦公室扮演的角色，類似于對應領導小組的參謀和助手，是各方面情況上傳下達的中心樞紐。一方面，它直接服務中央最高層，位于權力中心;另一方面，它又與有關部委、地方省市打交道，觸角可以延伸到最基層。中財辦就是這樣一個財經工作的樞紐。

據媒體之前報道，自1980年以來，先后有6人擔任過中財辦主任：李智盛、蔣冠莊、曾培炎、華建敏、王春正、朱之鑫和劉鶴。值得注意的是，從曾培炎開始，此后幾任中財辦主任都同時任國家發改委(或國家計委)副主任一職。

中財辦部分職能被認為與國家發改委較為接近。不過，在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室主任李鵬看來，前者的協調權限要大大高于后者。“中財辦側重把控宏觀的方向性政策，而發改委負責把宏觀政策轉化成可執行的做法。二者是政治結構中的分工關系。”

中財辦沒有對外的官方網站，對于這個正部級機構的具體職能外界無從知曉。不過，中財辦原主任李智盛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曾提到：它有三項任務，一是調查研究，二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國家重大的經濟問題提出決策性的建議，三是組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

這些工作在一些曾在中財辦任職官員的履歷中，也可以得到印證。

現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曾于2005年3月至2011年8月任中財辦經濟一組(局)組長。他亦曾以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成員的身份，到江西作專題報告。官方當時對他的介紹是：一直負責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曾多次參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并參與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編制等工作，是中國宏觀經濟領域研究的著名專家，也是我國重大政策研究制定的重要參與組織者。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曾多次受邀參與中財辦文件的起草工作。據他回憶，中財辦會請不同部門的專家進行決策，起草工作的時候前后長達數月之久。而在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每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報告。

一位接近中財辦的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準備總書記的這份報告，中財辦每年會提前幾個月下去調研，為中央判斷本年經濟形勢并定調來年宏觀經濟政策摸底。

中財辦的成員大多是學者出身，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同時由于不牽涉部門和地方利益，因此被認為能夠向中央提供既專業又沒有水分的決策依據。

由于接近權力中樞和決策層，中財辦的官員們在公開場合的發言和表態，都會被認定為解讀中國經濟政策的風向標。

2015年7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俄羅斯召開的金磚國家峰會。香港衛視綜合臺副臺長秦楓抓住會議間隙，問陪同出訪的劉鶴“如何看中國經濟形勢”，劉鶴回答說，“沒問題，放心吧。”隨后，他又補充說“股市也沒問題”。

簡短的兩句話，經秦楓的微博發布后，很快就成為眾多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經濟分析師們也依此認為中國經濟正在企穩向好，因為他們相信劉鶴的表態，暗示中共高層對經濟仍充滿信心。

隨著中財辦對外披露的信息增多，這兩年，包括劉鶴在內的中財辦領導格外受到媒體的關注。不過，要了解他們的動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你首先要知道這些領導都是誰。

作為黨的內設機構，中財辦的人事更替一般不會對外發布公告。外界想要獲知相關的人事信息，只能待相關負責人以中財辦領導的身份進行公開活動才能知曉。

國家行政學院網站4月28日發布了一條省部級干部專題研討班舉行座談會的新聞，新聞中提到“財政部副部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朱光耀……代表各自小組作了匯報發言”，外界這才知曉朱光耀已出任中財辦副主任。

前述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事實上，朱光耀早就進入了中財辦，因為幾年前他就以中財辦副主任的身份參加過內部的研討會，只是沒有對外披露罷了。

盡管人事不公開，但外界仍通過陸續披露的零散信息，拼湊出了中財辦的領導班子。這個“一正六副”陣容包括主任劉鶴(兼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副主任陳錫文(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偉民、易綱(兼任央行副行長)、韓俊(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舒國增和朱光耀(兼任財政部副部長)。

與2013年3月劉鶴剛剛接任主任時“一正三副”的規模相比，這個陣容幾乎擴充了一倍。

主要的人事變動集中出現在2014年。當年4月，時任中財辦副主任、中農辦副主任唐仁健“空降”廣西，出任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隨后，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補缺接任中財辦副主任。同年10月，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轉任中財辦擔任副主任。同年底，時任浙江省委副秘書長舒國增上調中財辦任副主任。

2014年，有媒體援引中財辦一位退休官員的話說，該機構人員很精干，下設五到六個組(局)，每個組(局)少的三四個人，多的也就五六個人。不過，前述要求匿名的中央黨校教授分析，近兩年領導人數的增加，表明這個機構的規模已有所擴大，“而規模的擴大，也意味著它職能范圍的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