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都有了，原來的樸實卻找不到了”

河南鄭州市郊區某村莊正在發生巨變。隨著村子周圍環繞的槐樹林被成片砍掉，溝壑被填為平地，一座座工廠、一片片人工湖、一棟棟公寓樓建得離村子越來越近——城鎮化與“造城運動”，迅速讓這個村子面臨“農民上樓”的選擇。

在兩三年間，村中家家戶戶都有了二三十萬元的存款，有人忙著繼續“種房”，有人還沒學會開車就先買回小汽車，也有人為了錢款的使用分配、投資收益等與家人、朋友、鄉鄰們爆發著各種各樣的矛盾。

在利益面前，以往幾十年積累的情感似乎可以在一夜間蒸發潰散。村民高大爺告訴記者，他的兒子拋棄了吃苦耐勞的妻子，在外做生意時找“小三”生了兒子，但高大爺堅決不允許兒子與兒媳婦離婚，一方面是同情兒媳婦，另一方面也不愿因為離婚導致家庭人口減少，進而在補償方面有損失;但出于對兒子的“偏袒”，高大爺也無意懲罰兒子與“外面的兒媳婦”，時不時也會去探望一下“外面的”孫子……

若在十幾年前，高大爺斷然不會讓別人知道家里這“混亂的關系”。然而也就是這一兩年間，村人似乎都知道了他家的事，高大爺也不再避諱，還會把小孫子帶回村里玩耍。“既然已無力管控兒子，不如索性接受事實。”在年近70歲、看似傳統的高大爺眼中，這個事情反而已不是什么“丟臉”的事——因為，公開之后并無村民對其施加道德譴責，主流輿論似乎“不以為恥”。

蘭念瑛聽到更多的是，農村如今沒了和諧，涉及經濟糾紛的越來越多，根本沒有父母之心、兄弟之情。“我50多歲，以前從來沒聽說，現在子女居然和父母鬧到公堂上去，有點不可想象。”

“對外鄉人，感情更是淡薄了。”蘭念瑛說，“新聞里播村民在交通事故中哄搶橘子蘋果，看到不太能理解。人家已經落難了，你還去落井下石。至于‘造假村’、‘販毒村’、‘種毒菜’更是不可理喻。”

無疑，市場經濟是把雙刃劍，在激發人們競爭、效率等觀念意識的同時，也攜帶著物化及功利意識向道德發起挑戰，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等道德問題由此產生。

“改革開放生活越來越好，但是國家、集體的意識淡薄了。”記者在農村采訪時，聽到不少農民這樣直言，現在村里搞公益事業比較難，村民沒有集體意識。老百姓以前做義務工，投工投勞，現在一盤散沙，都打自己的小算盤。他們更關注的是自家如何發家致富，而非鄉村的公共利益，對于集體的一些問題即使知道了也不會輕易評價，避免“得罪人”或者鬧出“不愉快”。

城鎮化沖擊下，鄉村道德徘徊歧路

無疑，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傳統的農村格局正在破裂、重構。當前，鄉村道德面臨傳承和更新的大變局。記者在浙江不少農村地區調查發現，隨著城市近郊農村土地被開發，征遷補償給農民帶來巨大的財富積累，不少農民從“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耕作者變成有財產性收入的房東、股東。

很多農民一下子暴富，“食利者”現象滋生。在這里，傳統的生活習慣和鄉村鄰里狀態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虛，一些人每天聚眾打麻將甚至賭博。

另一方面，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使農民的生活、生產方式發生了巨變，但不少農民還保持著落后的觀念，許多陳規陋習依然存在。在一些高樓林立、與城市小區別無二致的農村社區，許多不和諧現象仍在發生：紅白喜事大操大辦，占卜、算命、看風水等封建迷信活動時有發生，聚眾賭博、邪教和非法傳教等有抬頭跡象。

例如，在講究奢侈、排場的殯葬風俗上，一些人的迷信思想、相互攀比之風迎合當下的炫富之風，并沒有破除，反而愈演愈烈。半月談記者在三峽重慶庫區、渝東南地區采訪發現，某縣內竟有上千座活人墓、豪華墓等，當地有的農村非法活人墓不僅占地面積大，修建也很豪華、講排場。在這些地方，農村傳統的孝悌文化正在被物質異化。

對于農村的新生代來說，城鎮化帶來的道德觀念沖擊更為深刻。在同從鄉村來到城市打工的青年男女聊天時，記者深深感到，他們并不甘心和父輩一樣在家侍弄黃土地。進入城市，城市以陌生人為基礎的人際交流方式，正在動搖他們一直以來以熟人為基礎的價值觀。

一些年輕的頭腦在城市浸染幾年，逐漸改變在鄉村建立起來的本分、善良等傳統品質，越來越遠離鄉村和傳統道德的約束。與此同時，一些不道德行為往往具有示范效應，此時鄉鄰、家庭之間的“道德輿論”雖譴責他們，卻已失去了實在的約束力，可謂“于事無補”。

楊慧芝說，春節期間，她曾勸導一些年輕人要善良。這些年輕人卻說，他們在外面打工遇見的那些老板也沒有什么善良可言。甚至對個別人而言，他們犯了錯誤、傷害了別人，只要沒觸犯法律都是“小事”，“因為沒人看得見、管得著”。一轉身他們就消失在人海，或許連自責都不會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