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3月7日報道?西班牙加利西亞國際分析與文獻研究所3月3日發表題為《國際新秩序的突出特征》的文章，作者是委內瑞拉前外交官阿爾弗雷多·托羅·阿迪。全文摘編如下：

與華盛頓-莫斯科兩極時期的情況不同，當前的國際秩序結構性更弱，流動性更大。與當時不同的是，似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世界權力的兩大支柱有能力將那些希望維護其行動自由的國際行為者納入其政治目標之內。在中美俄三個大國之外，還有其他大國正在迅速崛起。盡管存在著多極化趨勢，事實上世界正在分成兩個主要陣營，而這不僅是地緣政治問題。

美國吸引力下降

【資料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秩序明顯趨向兩極化，美國和蘇聯成為全球權力的兩大中心。然而，隨著兩極化趨勢不斷加強，不結盟運動也應運而生。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后，國際秩序轉向單極化，美國成為無可爭議的領導者。這意味著華盛頓擁有名副其實的全球霸權。

如今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美國面臨中國的挑戰，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對美國緊追不舍。但美國同時也面臨著俄羅斯的挑戰，雖然在與烏克蘭的沖突中，俄羅斯表現得似乎比預想的更脆弱、更無能，但該國仍然擁有約5900枚核彈頭和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然而，在這三個大國之外，其他大國也正在迅速崛起，其中最突出的是印度。因此多極國際秩序的出現已經成為一個常見話題。

拜登自入主白宮以來，一直試圖將美國與中國和俄羅斯的競爭歸結為民主與威權之間的對抗。這種二分法極大地削弱了華盛頓對南方國家的吸引力。如果美國不是將俄烏沖突概念化為民主與威權主義之間的斗爭，而是呼吁維護一國邊界的不可侵犯性或國家主權的不可剝奪性等原則，結果很可能有所不同。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所謂的區域性沖突漠不關心，這也是一種美國吸引力不足的體現。換言之，這成了一個歐洲問題。此外，有些人認為這個話題可能轉移全球權力中心的注意力，使其不再關心對大多數人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大流行造成的破壞性經濟影響，因此對此頗為反感。這種外來的沖突對糧食安全和能源供應造成了嚴重影響，導致情況變得愈發復雜。

“自選式”接觸盛行

所有一切都導致越來越多的國際行為者不愿與全球權力的某個陣營或另一個陣營過多接觸。早在烏克蘭沖突之前就有證據表明，不參與任何陣營的國際行為者具有更大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表現為一種行動上的自由，而這在冷戰時期是不可想象的。在冷戰時期，任何一個集團內的參與者都沒有提出異議的空間。除了華約和北約兩大集團，即使是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在實踐中也別無選擇，最后只能選邊站，也就限制了其國際行動范圍。

許多例子都證明不參與者具有行動自主權。盡管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傳統“后院”，但面對已經成為該地區國家第一或第二貿易伙伴的中國，拉美國家依然享有巨大的行動自由。相反，在中國的周邊地區，東亞國家對超級大國持有一種“自選式”的接近方式。其中一些國家在轉向華盛頓尋求安全的同時，也在朝著中國尋求經濟機會。

俄烏沖突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自選式”的接近方式。印度在試圖遏制中國崛起的所謂“四方安全對話”中與華盛頓站在一起，在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后卻強調了與俄羅斯的關系。印度巨大的能源需求，以及西方制裁導致俄羅斯石油對印度出口量增加的可能性，使新德里在這個問題上背棄了美國。

以色列的情況也是如此，幾十年來，該國在華盛頓的聯盟體系中占據了首要位置，現在卻朝著更大的行動自主權奔去。耶路撒冷不想與俄羅斯對立，因為考慮到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存在，以色列必須與俄羅斯在其北部邊境共存，所以這次選擇與華盛頓保持距離。沙特阿拉伯同樣如此，該國是華盛頓的另一個前親密盟友，在沒有與華盛頓決裂的情況下，已將重點轉移到與俄羅斯的石油關系和與中國的貿易機會之上。

總之，盡管多極化趨勢不斷加強，但兩個巨大的全球權力圈在很大程度上再現了冷戰時期的緊張態勢。然而，不結盟成為當今時代的主流。與華盛頓-莫斯科兩極化時期不同的是，目前的兩極化結構并不像過去那樣固化，而是更具機動性和流動性。同樣與那個時代不同的是，沒有跡象表明世界權力的兩大軸心有能力將那些希望維護自身行動自由的國際行為者納入其政治目標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