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夫再婚并生育小女兒后，找前妻協商因“近期經濟壓力大”，能否降低每月付給大兒子的撫養費。

近日，上海一中院審結了一起撫養費糾紛案件，二審最終駁回男方要求降低撫養費的訴請，依法改判男方應按照離婚協議約定足額支付撫養費。

他讓前妻出租一個房間，沖抵撫養費

2020年6月初，離婚后獨自帶兒子的方晴收到了前夫袁亮發來的一條微信，大意是受疫情影響，他創業的公司虧損嚴重，加上他又再婚再育，實在負擔不起每個月7000元的撫養費。

2018年9月，方晴和袁亮去民政局辦理了離婚手續，并簽訂《自愿離婚協議書》，約定兒子小浩歸方晴撫養，袁亮每月支付撫養費7000元，至孩子18周歲止。按方晴的說法，7000元的撫養費，是根據當時袁亮的收入，以及方晴家人沒法照看小孩、需要請住家保姆等一系列因素，兩人共同商定的。

2019年袁亮再婚后不久，又生了一個女兒，并就減少撫養費的問題，多次找方晴協商。

方晴和袁亮結婚時曾共有一套兩居室的住房，考慮到小浩上學方便，離婚時雙方約定房子由方晴和小浩居住，袁亮不會向方晴討要費用，等小浩小學畢業后就把房子賣掉。但袁亮此時卻提出，要出租其中一間房間，用租金(2500元)沖抵撫養費，這讓方晴無法接受。

協商不成，袁亮開始少付撫養費了。從2020年9月至11月，方晴總共只收到了袁亮轉來的3000元錢。二人再次協商。袁亮同意房間的租金用來抵扣貸款，但仍稱以現在的收入情況最多只能給3000元的撫養費。袁亮表示他已搬到了方晴和小浩居住的小區附近，就是為了方便多照看孩子，照看孩子的時間也可以用來抵扣撫養費。而方晴認為，照顧、探視孩子是父親應盡的義務，而且袁亮搬來也是因為他的公司離得近，并沒有因此多照看了孩子。

最后，還是要對簿公堂。

法院：前夫無正當削減撫養費理由

方晴向一審法院提出訴請，要求袁亮補付之前拖欠的撫養費1.8萬元，并自2020年12月起每月按照離婚協議約定支付撫養費7000元。袁亮提出反訴，稱2020年9月前已克服收入下降和再婚再育的壓力，一直足額支付撫養費，但現在無力支付了，且孩子的實際需求并不要這么多，要求將孩子的撫養費自2020年9月起降低為每月3000元。一審法院經審理判決，袁亮應補付撫養費1.8萬元，并根據袁亮創業受疫情影響、再婚再育和小浩的每月開支情況，將小浩的撫養費調整至每月5000元。

方晴、袁亮均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訴，二人堅持一審的訴請。

上海一中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袁亮應支付的撫養費標準是多少，以及一審法院將離婚協議中約定的每月撫養費7000元調整為5000元依據是否充分。對此，上海一中院認為：

首先，袁亮與方晴離婚時，不僅簽署了在民政部門備案的《自愿離婚協議書》，還簽署了雙方私下的《離婚協議書》，在兩份協議中，對于撫養費均約定為每月7000元，可見，雙方對于撫養費的金額系深思熟慮后的結果。而且，從離婚后撫養費的實際支付情況看，雖有遲延支付之情形，但在一年多近兩年的時間里，袁亮均能足額支付撫養費，可見當時約定的金額亦未超出袁亮的支付能力。因此，如不存在支付方經濟狀況明顯惡化、勞動能力明顯降低等特定情況，雙方理應恪守離婚當時的約定。

其次，就袁亮提出降低撫養費的幾點理由而言。關于再婚再育和小浩的實際生活需要的理由，根據現有證據顯示，袁亮在簽署離婚協議時，并未以是否再婚再育或小浩實際需要多少學習生活成本作為考量來計算撫養費金額;反而，在《離婚協議書》中，雙方約定撫養費每月7000元的同時，還承諾鼓勵對方盡快找到真愛和幸福，明顯再婚再育與否和當時承諾的撫養費金額之間沒有關聯。故現袁亮以該理由要求降低曾經約定的撫養費金額，缺乏依據。關于新冠疫情期間收入下降的問題，本案中，袁亮與方晴微信溝通過程中，確實提及新冠疫情對其收入造成一定影響，但縱觀本案，袁亮除口頭所稱，并未提供起碼之證據證明其當前經濟狀況相較于離婚當時已發生明顯下降。故上述理由，亦無據可循，上海一中院難予采信。

上海一中院遂駁回袁亮上訴請求，判決袁亮補付撫養費1.8萬元，并改判袁亮自2020年12月起支付小浩撫養費7000元，至小浩18周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