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的2021使命

如何處理同美國及中國的關系，將是安倍新任期里外交的重點

文/馮瑋

9月20日，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果出爐，在總共405張國會議員票和405張黨員和黨友地方票中，“挑戰者”石破茂最終僅獲得254票，不到“衛冕者”安倍晉三553票的一半。 如果安倍能夠順利執政至2021年年底，他將超過20世紀初因為任內取得日俄戰爭勝利而人氣爆棚的桂太郎，成為日本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

9月20日，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開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總計807票有效票中獲得553票，擊敗石破茂成功連任自民黨總裁。

今年1月1日的新年獻辭，安倍展望了2020年，提出要“朝著新的國家建設方向，強有力地推進改革”。當時，安倍的目標已經“瞄準長期執政，力爭在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實現第三次連任”。

沒有對手

安倍能夠連續第三次當選自民黨總裁，去年就有“預告”。2017年3月初，自民黨第84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章中關于總裁任期的修正案，由“最長兩屆六年”改為“最長三屆九年”。這一修改為安倍連任清除了制度方面的障礙。

自2012年年底安倍重登“相位”后，工作勤勉，業績不俗。數據顯示，至2018年6月，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實現連續10個季度增長，為28年來首次。日本失業率也降到2.2%，創23年來新低。2012年安倍再度執政時，這個數據是4.2%。日本股市也連創新高，并且在今年8月市值超過中國A股，時隔45個月后重返世界“榜樣”位置。

因此，盡管民調數據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曾多次呈下降趨勢，特別是安倍及其內閣成員曝出“丑聞”后，安倍內閣支持率一度跌到29.9%，但安倍卻能以“讓民眾進行選擇”的姿態，在去年9月底解散議會，重新大選，安然渡過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當今日本政壇除了自民黨，日本選民幾乎別無選擇。而自民黨內，安倍并沒有真正能夠挑戰他首相地位的對手。

不過，雖然此前各種調查早已預告了此次選戰安倍必勝，但結果仍有些許出乎安倍一方預料。選舉結束后，日本共同社即發表評論，題為“總裁選舉安倍未獲全勝 自民黨內不滿日益顯現”，提出了“安倍未獲全勝”的兩點理由：一是在更貼近國民輿論的地方票中，安倍的得票率僅為55%，“每當有地方票的結果報到選舉管理委員會處時，安倍陣營的委員都會變得表情僵硬”;二是安倍陣營預估將獲得340多張國會議員票，但結果僅得到329票，“國會議員票中也有部分選票流失，對安倍獨大的不滿日益顯現”。

9月20日，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開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總計807票有效票中獲得553票，擊敗石破茂成功連任自民黨總裁。

推進“安倍經濟學”

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特別是實現“安倍經濟學”的預設目標，無疑將成為安倍第三次連任后的施政重點。2012年年底安倍再次當選首相后，提出了被稱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的舉措：通過作為中央銀行的日本銀行向金融機構大量回購長期國債，增加市場貨幣流通量，實現“量化寬松”;擴大財政投資，刺激經濟增長;進行結構改革，放松管制、激發民間投資活力。

“三支箭”中的前兩支箭即“量化寬松”“財政刺激”射出后，取得了一定成效。數據顯示，當時日本GDP曾連續6個季度呈增長趨勢，累計增幅達4.2%。但“第三支箭”卻遲遲未獲成效。2017年11月，日本與另外10個國家發表了“全面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聯合聲明。今年7月又簽署了“日本-歐盟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安倍政府顯然希望通過外力和內力的推動，使“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射中目標。

實現通脹2%，一直是“安倍經濟學”重要目標。2013年3月20日，“安倍經濟學”主要推手、日本銀行即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貨幣政策會議宣布：采取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兩年內使通脹率達到2%。但是，這一目標迄今尚未達成。今年9月19日，黑田東彥表示，實現2%物價上漲目標尚需時間。9月20日，安倍在自民黨總部召開記者會，強調了實現2%通脹目標的重要性，提出“將用這三年切實找出擺脫通縮之路”。也就是說，實現通脹2%的目的，就是徹底擺脫物價、消費、工資、投資持續低迷的“通貨緊縮”。

提高消費稅，是2012年安倍政府成立前與三個在野黨派達成的一致意見，也是“安倍經濟學”能否最終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2014年4月，安倍政權將消費稅稅率從5%提高到8%后，第二季度GDP急劇萎縮至負7.1%，第三季度也是負1.9%。為此，安倍在記者會上不得不承認，將消費稅率從5%上調至8%，抑制了個人消費，同時宣布，原定2015年10月將消費稅率上調至10%的計劃，推遲至2017年4月實施。但事實上，安倍再度推遲提高稅率。2017年9月26日，安倍在電視節目中表示，自2019年10月，將消費稅從8%提高到10%。

提高消費稅一拖再拖，主要是因為將消費稅增至10%，日本平均每戶家庭每年將增加16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萬元)開支，將抑制消費。但是不增加消費稅，日本財政赤字嚴重，早已“寅吃卯糧”，虧空如何彌補?

據推算，日本2018年財政赤字仍將達到12萬億到15.7萬億日元。目前看來，平衡兩者關系最有效的手段，是擴大出口，以外貿順差彌補增收消費稅對內需的抑制，這也是歷史的經驗。1997年橋本龍太郎政府首次將消費稅從3%增至5%，當年度稅收達到空前的53.9萬億日元，比1996年多收1.8萬億日元，即增加3.4%。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外貿的巨額順差彌補了內需不足。

當地時間2017年5月3日，數萬日本民眾在東京舉行集會和游行，為整整經歷了70個年頭的日本戰后憲法“點贊”，呼吁維護和平憲法，反對執政當局的修憲企圖。中新社記者 王健 攝

修憲夙愿

安倍曾經表示，“我的政治基因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有著甲級戰犯嫌疑的岸信介在1948年12月24日出獄后即表示，“我在獄中就覺得新憲法不行，并因此成為修改憲法論者”。1958年岸信介當選首相后，成立了“憲法調查會”，將思想付諸實踐。

修憲也一直是安倍的政治夙愿。用安倍的話說，就是“將60多年前美國占領時制定的憲法交還國民手中”。2006年9月，安倍初次當選自民黨總裁后，即公開宣布，“我將考慮在任期內完成憲法的修改”，并稱日本永遠放棄戰爭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是“與時代不相稱的典型條文”。2017年5月3日，《日本國憲法》實施70周年，安倍在東京修憲派民間團體論壇，發表了9分鐘視頻致辭，表示“希望將2020年變為新憲法施行的一年”。

修憲最大的“難點”，是修改作為日本“和平憲法”根基的第九條。由于該法條有“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之規定，因此1954年建立的自衛隊是否屬于“戰爭力量”，長期存在爭議。日本政府也從沒有將自衛隊定義為“軍隊”，而是定義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實力組織”。

然而，安倍認為，應賦予自衛隊作為“軍隊”的“合法身份”。2012年11月，日本眾議院大選之際，安倍代表自民黨提出的競選綱領明文寫道：“在繼承和平主義的同時，明記自衛權，規定保持國防軍。”2013年2月1日，安倍在日本參議院表示：“雖然自衛隊在日本國內未被稱為軍隊，但在國際法上則被當作軍隊對待。”今年9月14日，安倍在自民黨候選人討論會上再次宣稱，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像日本憲法一樣，用“必要及最小限度”規定“實力組織”“日本自衛隊已經在國際社會被認為是軍隊”。因此，安倍始終堅持，在憲法中為自衛隊“正名”，“結束自衛隊是否違憲的討論”。

此番安倍成功“衛冕”后發表談話，宣稱將在秋季臨時國會提交自民黨修憲草案。對此，朝野有不少反對的聲音。甚至自民黨修憲推進總部代理總部長船田元也表示，“無法贊同安倍的手法。”9月20日和21日，日本共同社進行的全國緊急電話輿論調查顯示，對安倍的上述表態，回答“反對”的受訪者達51.0%。 平衡中美 如何處理同美國及中國的關系，將是安倍新任期里外交的重點。在自民黨總裁選舉前，據日本共同社對405名有選舉權的國會議員的調查，有310人支持安倍，理由是“以日美關系為主軸的外交策略”，以及“使日本經濟趨向好轉的安倍經濟學”。

日美關系始終是戰后日本外交主軸，從未有變，為何這次能夠成為議員們支持安倍的理由?關鍵是“策略”二字。2012年年底安倍再度上任后，2013年日本《防衛白皮書》即提出，“正密切關注美國嚴峻的財政狀況對其‘轉向亞洲’戰略的影響”，開始貫徹“獨立強軍”路線。 按照日方說法，“除依靠自身努力，別無選擇”。實際上，在這一措辭的背后，隱藏著對日美同盟可靠性的不放心乃至懷疑。2013年12月，曾任日本防衛廳長官、時任自民黨干事長的石破茂，在提及日本為何要成立“日本版海軍陸戰隊”時表示，“許多人認為，日本遭到麻煩，美軍會幫日本。但是，美軍真的會幫嗎?”這番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了解安倍在日美關系方面的“策略”變化，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認識為何“中國威脅論”在日本久唱不衰。2018年3月，日本成立了“自衛隊陸上總隊”，結束了1954年陸上自衛隊成立以來，沒有統一指揮機構的歷史。此外，日本將“西部方面普通科聯隊”改組為“水陸機動團”。這支部隊總人數約2100人，有兩個聯隊的建制，將擁有包括從美國購買17駕“魚鷹”運輸機和52輛AAV7型兩棲戰車在內的新型武器。其戰術、裝備、部隊編制等，均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翻版，因此被稱為“日本版海軍陸戰隊”。日本方面提出，成立這支部隊的目的，是為了應對所謂“西南諸島有事”。2018年日本《防衛白皮書》，仍一如既往渲染“中國威脅論”。

1990年8月，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諸君》雜志發表了《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這篇日本“中國威脅論”開篇之作的背景，是以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說“不”》為代表的日本新民族主義甚囂塵上，引起美國警覺，而村井友秀試圖將美國“警惕”的視線轉向中國。今天日本有沒有同樣或者類似的意圖，值得認真關注和分析。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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