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個人把G7其他六國領袖都給“得罪”了。

特朗普主義變成特離譜主義？(Trumpism or Tempism？)

特朗普上臺后，美國主流媒體將在他身上看到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等特征統稱為“特朗普主義”(Trumpism)。然而，執政一年多來，特朗普政策強烈的“暫時性”簡直可以稱作“特離譜主義”(Tempism)。

美國無法面對中國已經能夠更好地和他們對等競爭

特朗普施政有三寶：敲中、反奧、推特炮。

“敲中”既是“敲打”中國，試圖遏制中國持續發展，阻斷中國經濟、技術上的轉型升級;也是“敲詐”中國，迫使中國讓步，使美國受益。

從美國的301調查報告看，對中國的指責主要集中在強制性技術轉讓等問題上。看似有理，細讀后發現描述很宏大，細節很缺乏。比如很多“證據”都是，美企聲稱，無形“感受”到了語言上的“暗示”或氣場上的“威脅”。其實，禁止強制性技術轉讓只適用于政府審批。事實上，地方政府現在已無法進行此類“鉗制”，企業技術是否轉讓屬于商業行為。前些年，中方企業的確對技術轉讓要求相對較少，但隨著中國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科研能力以及經濟實力的進步，與美方企業等的議價能力更強了，不再滿足于單純的“我出錢，你話事”模式。

美國企業表面上說中國人“不平等競爭”，事實上是無法面對中國企業已經能夠更好地與其對等競爭。

調查報告另一“證據”，是中國國家及地方規劃文件，甚至一些民企文件中有“國家帶領”“政府支持”字句。其均被指證為國家扶持、補貼進行不正當競爭的“鐵證”。這既是不懂中國文字與國情，也是刻意扭曲、故意放大，與其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稱為“競爭者”如出一轍。

美國表面上說中國“不平等競爭”，事實上是無法面對中國已經能夠更好地與其對等競爭。

“莫須有”的罪名就是讓反駁也沒有著力點

“一攬子”貿易戰一波三折，美國指責各國在數十年時間里“占了美國的便宜”。其中，美國聲稱中國違反加入WTO的承諾，并以此為由挑起一輪又一輪貿易爭端，且在每一次協議達成后都重新以此為名推翻共識，再燃硝煙。

事實上，如果美國真有意見，完全可以通過WTO進行訴訟、尋求解決。歷史上還沒有國家對于別國在WTO框架下違規、侵權視若無睹或忍氣吞聲的先例，美國更是捍衛國家利益的高手，甚至將301法案這種單邊主義制裁手段嵌入WTO框架。

世貿組織有兩套機制來保證成員的合規。貿易政策評審機制定期對組織成員評估，相關評估報告及評審記錄都在WTO網站上供公開查詢。中國的合規權威認證有案可稽。

自然，沒有國家能夠做到100%合規，因此還有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中國入世以來被告次數只有美國一半，美國違規補貼敗訴不少見，在“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和操縱技術標準上被告次數最多。敗訴后，中國堅決執行，美國常不執行。去年開始，WTO上訴組織大法官卸任后，美國一再拒絕開啟法官甄選程序，致使7名大法官只剩4人，明年將只剩1人，基本上使WTO爭端解決機制陷入癱瘓。

如果美國對于中國“違規”很不滿意，為什么不從正規渠道“當頭痛擊”?反而拆了渠道讓大家都無路可走?

很明顯，美國的要旨不在于解決問題，而是在于制造問題。“莫須有”的罪名就是讓反駁也沒有著力點，進而隨便“發威”。美國想要“再造”國際秩序。雖然對于“再造”出什么并沒有很好的構想，但在打破“舊秩序”的行動中亂中取利，才是美國當前主要目標。

美國的深層次矛盾和矛盾轉移術

但即使特朗普為這場戲的主角，導演其實是社會與時代背景。

在全球化的幾十年里，美國難道沒有從中受益?并非如此。但是不是所有美國人都從中受益?或者，是不是所有美國人都從中同樣受益?答案顯然是不。

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在美國，最富有20%人群擁有總財富的84%，最窮20%人群占0.1%。大家都認為，全球化加速資本流動，會使貧富分化變得更加嚴重。

但癥結在于全球化嗎?恐怕不能這么說，這可能是現代市場經濟出現的系統性問題。當前，金融資本賺取回報的能力越來越強，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勞動力報酬占比下降。皮凱蒂研究發現，在一百年里，有資本的人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更加富有，但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有報告顯示，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比其余99%還要多。5年內世界人口增加約4億，世界較貧窮的一半人口擁有資產減少了一萬億美元，排名前62位富翁資產卻增加逾五千億美元。

人們渴求變革，階層固化才是基層人民的心頭大患。無論是08年金融危機本身，抑或金融危機后的量化寬松等政策，華爾街精英們都是最大受益者。然而，美國無意對此作出更深層次的改革。特朗普反對一切奧巴馬的“政績”，也偷換概念，將“鍋”直接甩給了“全球化”以及中國等，把這簡單歸結于“工作崗位被搶”“經濟效益被偷”。

美國能不能夠依靠保守主義“再次偉大”？

從經濟上看，美國當前就業86%在服務業，其采掘行業等制造業工人平均時薪幾乎僅次于金融業等專業服務業人員。因此，即使工作職位能夠“回流”，美國也不具備相當數量的從業人員，并且會顯著增加成本。更不要說，在此前的美國對中國輪胎“雙反”等案例里就能看到，貌似在這個“式微”產業爭取了少量工作崗位，卻失去了更多相關上游產業鏈的崗位。說到底，產業轉移和全球產業鏈整合，也是各企業在經濟精算下深思熟慮的結果。逆向而行，即使帶來“Temp”暫時性好處，結果一定是特離譜的。

從政治上看，底層民眾對于民族主義能夠狂歡一時，但轉嫁矛盾不會解決自身真正的問題。搶奪一個中國工人的工作所獲收益，和被金融精英在資本市場中對無資產民眾的收益擠壓而言，實在微不足道。如果中國等其他國家就能夠解決美國的問題，那么美國可能面對的是更大的問題。何況，4月的301清單有500億美元1333項商品，但此次是340億美元818項商品，去掉了五百多項與終端消費關系密切的商品。其余160億增補均為機電、航空航天等大類。說明美國也很清楚，對中國征收關稅會帶來輸入性通貨膨脹，對美國經濟無益。所謂2000億、5000億等，真的能征?還是“Temp”暫時性特離譜?

從國際上看，和對待中國的態度一樣，美國對WTO也是反反復復。一會兒說要離開，一會兒說不會離開。同樣的法庭人員結構，贏了案子就表示機構做得對，輸了案子就怪罪機制有問題。從實際上說，用強大的國家競爭力做后盾獲取更大的實利，美國的思路并非沒有支撐。但國際關系中，往往蘊含著更大空間、更長時間、更多層次的角力，國家實力與國家信用相輔相成，才能帶來更大的優勢和實利。“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道德和信用工具，不是美國曾經的軟肋，而是其綜合考量制定出的硬軟實力結合的強大戰略。放棄道德和信用面貌，很Trump，但只能是Temp的，也會是特離譜的。

后記

或和美國一樣，在21世紀初，中國也并沒有預料到，在短短十幾年后，中國發展到了這個境地，而國際格局演變到了這個態勢。中國本身，當然也因此面臨困境。新時期需要新定位，但當自身和全球都在改變，而且是急速改變，“標準”變得模糊，“對標”變得困難。當美國放下過去的“身段”“標準”，卻對中國提出更高的標準和要求，中國應該更清醒的看到美國身前的爪牙、身后的困頓，更應該愈加清醒的看到自己在其中如何選擇正確的位置。

歷史證明，解決當前全球和各國的內生問題，只能靠合作。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等都只能是“暫時性”的，這種“特朗普主義”(Trumpism)只能是“特離譜主義”(Tempism)。

(萬喆 本文作者系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